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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周家琮:依法治国,关键何在?(1)  

2014-10-22 17:30:41|  分类: 教育学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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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0-16 10:13来源: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:周家琮

 


       摘要:法治崩塌,共和国历史上曾代价沉重、教训惨烈。对破坏法治的错误和教训,只有勇于承认、大胆揭露、认真总结,才能使民众和执政者,了解法治破坏的灾难深重、法治社会的弥足珍贵。


   四中全会召开在即,依法治国被首次列入中央全会专题。民间的期待,对此虽千差万别,但至少说明:依法治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少、任务艰巨,而当局对依法治国高度重视、决心大力推进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。但毋庸讳言,和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相比、和民众的诉求和期待相比、和法治比较健全的先进国家相比,依然差距很大、任重道远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建设,已显著滞后于经济基础的高速发展,与不断变革的经济体制之间,矛盾也日益突出。依法治国的口号多年来虽不绝于耳,但进展不大、成效不彰,局部甚至停滞倒退。今日重提依法治国,应对此深刻反思和总结。如果依然满足于一般的教育和号召;局限于司法领域的调整和改进;着眼于民众的知法守法;却对推进依法治国不可回避的思想、权力和利益的变革,缺乏认识、无所担当,恐难免重蹈此前高调宣传、却无疾而终之覆辙。推进依法治国要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,笔者以为关键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 

  一, 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,是指导思想的突破和转变。

 

  重大的社会变革,必然伴随着指导思想的突破和转变。欧洲启蒙运动、日本“脱亚入欧”、中国改革开放,皆以思想解放为先导。如今耳熟能详的“市场经济”,八十年代初也曾被诘难批判、视为禁区。如果在经济指导思想上,未能突破这一禁区,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,此后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功。推进依法治国,同样必须在指导思想上,实现新的突破和转变。

  确立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、落实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。

  法律至上,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,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名片。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与君王领袖、学说思想、宗教道德相比,依据法律治国最公平规范、稳定可靠、也最具操作性。然而执政之初的第一代领导人,推崇宣称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理论,加上暴力革命的惯性、并不把宪法法律太当回事,更谈不上法律至上。毛泽东1954年曾坦言:我们有不少同志,就是迷信宪法,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,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。我从来不相信法律,更不相信宪法,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。刘少奇58年也说: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?看来实际上靠人,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。党的决议就是法。因此,虽然按老大哥要求也搞了部宪法,却束之高阁。颇具戏剧色彩的是:65年元月“四清”运动,毛对刘、邓没有请他与会和讲话,大为不满,居然想起从未放在眼里的宪法和党章,要依法伸张自己的公民和党员权利,质问和挑战刘、邓。到了66年11月14日无法无天的文革岁月,在钓鱼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,毛居然又拿出宪法念了一段,说宪法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的自由,以此支持王洪文等在安亭聚众造反。同样曾经不在乎法律的刘少奇,则到了67年批斗灾难降临时,才想起宪法应该保护自己的公民和国家主席的权利,只能令后人扼腕!

  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,为权力至上、唯上唯官的政治文化,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藐视法律、迷信专政,和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一样,自有其不良传统。最高领导人不把法治当回事、各级官员必然也以实用主义的态度、视法治为招牌和工具,等而下之、必甚焉哉。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强化积淀,官员的法制意识,普遍淡漠。不但基层土豪官员,口吐蔑视法律之狂言,堂堂外交部发言人,一不小心也吐露真言:“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”。这一不良政治基因,倘以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为借口,得不到认真批判和清除,宪法法律一旦触犯权力之逆鳞,随时可以被弃之如敝屐。薄氏在重庆践踏法治、望风披靡。王立军狂言“打黑除恶、法律无障碍”,居然均博得高官站台、官媒吹捧,为虎作伥、甘为鹰犬者,亦大有人在。法律之实际地位,可见一斑。

  文革结束之初,老干部们亦深受无法无天之害,终于如67年之刘少奇、意识到宪法法治的宝贵。他们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,推动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。但正如福山在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一书中所发现:政治民主和法治成就,很多来自权势人物的私念,客观上造成若干权力多极化的空间。可是如果法治触犯其利益,他们也会很坚决地表示反对。八十年代之后,由于意识形态的固步自封、治国理念未能与时俱进,更由于既得利益和权力的阻挠,法治建设裹足不前、甚至有所倒退。法律至上的治国理念,原则本来十分简明。英国大法官柯克为阻止国王审案,告诉国王他虽“在万人之上,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”。但这一法律至上的理念,近来被若干似是而非的口号刻意模糊歪曲。如“党的事业至上、人民利益至上、宪法法律至上”的“三个至上”,不但语法错误、逻辑荒唐,更容易导致思想混乱、行为失范。事业、利益、法律等不同范畴的概念,本不宜扯到一块并列。三者之中,最稳定明确、且具体可操作的,是法律。而事业和利益,因主体多元、边界模糊、因时因事而异,在司法实践中每每难以具体界定。养老金改革方案纷争,哪一种算代表人民利益?党的事业、人民利益,惟有通过法律表达和实现,方为依法治国之正途。长期全面专政、政治挂帅的熏陶和习惯,导致法治意识淡漠、法律地位不尊,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,相当薄弱。反腐名人杨维骏,一再告诫要找纪委不要找法院,是对法治现状的真实写照。不明确法治领域唯有法律至上,必然有各种违背和对抗法律的主张,打着同样至上的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的旗号,依仗权力得以实现,法律至上则沦为笑谈。与“三个至上”相表里的另一表达,是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的“统一”。然而既属不同范畴、又为不同主体,必有各自的利益和判断,三个“统一”,以何为依归?何况党的领导,需通过各级组织和干部实施。当家作主的人民,更是复杂多元。文革时的“群众运动”、“群众专政”,不也打着人民的旗号师出有名?类似《环球时报》爱国必爱党、两者自统一的逻辑,值得警惕。现实政治生态下,强调三个“统一”,往往统一到某个“一把手”的意志上。正如邓小平论及政治体制及生态弊端时所言:“党的一元化领导,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。” 因此,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,必须通过依法治国来实现、统一于唯一至上的宪法和法律。

  专政就是不讲法律,依法治国必须告别专政。


责任编辑:凌绝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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